赵作霖

    赵作霖（1906—1944），又名梅生、长远、庄平，山西平顺豆口村人。自幼读书钻研，14岁高小毕业后，考进山西“省学兵团”，以后又考入北京大学。民国16年（1927）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民国18年（1929）下半年，赵作霖、王定南等发起组织“留日同胞后援会”（即“反帝大同盟”的前身）。次年任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，同时担任北大的支部书记。民国19年4月，赵作霖因在校组织召开营救同学会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在狱中他坚持斗争，被关押50余天后释放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赵作霖被推选为南下请愿团代表到南京国民党党部请愿。民国21年至22年（1932—1933），中共党组织派赵作霖到山西汾阳任中共汾阳特委书记，并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做兵运工作。汾阳军官学校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成立抗日先遣队。部队到达张家口后，赵作霖任吉鸿昌部直属教导团代理团长。抗日同盟军失败后，中共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，因未找到党的负责人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。民国23年（1934），由于叛徒告密，赵作霖同爱人袁静一起被捕。出狱后，到天津法商学校教书，同时任北京中国大学讲师。民国24年（1935），由于赵作霖在“一二九”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，恢复党籍。民国25年（1936）1月，北平文化界为响应上海文化界救国会，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，赵作霖是发起人之一。他起草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，并积极在工人中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国。民国26年（1937）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共党组织决定派赵作霖到保定一带开展抗日工作。次年赴武汉，见到了董必武、宋平、薄一波等，董必武让赵作霖做统战工作。在董必武的领导下，由赵作霖发起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，并担任该协会组织部长，赵作霖亲自起草了青救会的宣言、组织简章。根据董必武、宋平的指示，还深入考察各地青年救亡运动情况，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、训练干部的意见，受到了刘少奇、董必武等的赞赏。对开展革命战争，宣传组织青年救亡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。

    民国28年（1939），赵作霖到了宜川，同王世英一起做统战工作。他的公开身份是二战区民革室编辑。民国29年（1940），到延安任陇东中学校长。此时，他的肺病和肠结核时有发作，但因学校成立不久，一切尚未就绪，他为了办好学校，一到任，首先提出学校正规化的口号，亲自制定办学的方针和简章，强调充分发扬民主，实行集体领导、个别负责的原则。为了克服学校经费和生活上的困难，学校开展了大生产运动，赵作霖亲自带领学生到10公里外的山上背柴。经过全校教职员的努力，解决了学校的一部分经费，改善了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。赵作霖对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。他曾化名梅生、霖僧等，在《中国农村》、《益世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，特别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作了精辟的论述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《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》一书，将他撰写的《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}作为绪论。他在该文中指出：“中国土地的分配状况，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，但下边的事实，差不多是一般人所公认的，即百分之五左右的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五十，而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则仅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，这样使农村分成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的营垒。”“半农奴制的佃租制度之普遍存在，成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，各省地租虽然有种种不同，租额有多少的差别，但以一般的情形来说，每亩平均租额，约占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。这种高额地租，在地主方面则因为出租土地较自己经营有利，妨碍了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，在农民方面则因为必须将生产品大部分无条件地贡献给地主，使农民的经营无法扩大。因此，经济的落后、技术的低劣、小农制度的普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。”文章最后提出：“所以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，应该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，剥夺地主的土地，将土地转交农民，这是土地改革的根本任务。”在当时，这样精辟独到的论述是少见的。他还和王定南等先后编辑出版《中外论坛》、《世界论坛》等，为丰富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。在北京大学期间，与岳增瑜等创办《新平月刊》、《新平半月刊》，对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给予揭发，推动了反封建斗争。
    民国32年（1943），康生借“抢救运动”之机，诬蔑从北平来的地下党员是“内奸党”，使一大批人蒙受冤屈。康生以抢救“失足者”为名，将赵作霖夫妇抓到保安处审查，进行无端打击。但赵作霖以党的事业为重，毫无怨言，接受审查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。
    民国33年（1944）春，赵作霖肺结核复发，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疗。因病情严重，医治无效，在延安逝世，年仅38岁。